古语说：沧海桑田，陵谷变迁。俗话说：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照过去说，饭馆不论大小，都是一个买卖，经营得法，时间长些，经营不善，时间短些。客观条件允许，多存在一个时期，客观条件不允许，没有多少年便完了。这也就是饭馆的沧桑变化。其间可能有几家字号，或因当时的盛名，或因名家的笔墨，记入史册，流传异代，如宋朝汴京的“樊楼”、武林的“太和园”等等，但这毕竟如九牛之一毛，与酒没无闻的相比，那是不成比例的了。鲁迅先生在北京各饭馆饮宴的时候，正是本世纪一、二十年代，去今不过六七十年，而这中间，就饭馆来说，变化也是十分大的。那时的饭馆，到现在，可以说是百不存一，即使有一二家存者，也是面目全非。其间兴替，不要说和现在比，即使就先生初到北京和先生离京前相比，也是有不少变化的。大体一是地区的变化，二是物价的变化，三是风气的变化。
先生初到北京那几年，正是民国初年，南城最热闹的时候。当时各大饭庄，著名酒家，几乎都集中在前门外，较早都在鲜鱼口、肉市一带。《道光都门纪略》说：“肉市酒楼饭馆，张灯列烛，猜拳行令，夜夜元宵，非他处所可及也。”《京都竹枝词》“肉市”条所咏“高楼一带酒帘挑，笋鸭肥猪须现烧”，正是纪实之作。这是清代同光之前的情况，鲁迅先生初至京时，距此时已有六七十年，肉市虽然仍多名酒家，但更多的名店则集中在前门以西了。如先生日记所录：致美斋在煤市街，厚德福在大栅栏，醉琼林在陕西巷，中华饭庄在陕西巷，杏花春在韩家潭，新丰楼在香厂，澄园在香厂。真是京华名酒家。在南城偏西一带，占尽半壁山河。但到了二十年代以后，情况又渐渐变化，南城城南游艺园、新世界、香厂一带，相继冷落，饭馆生意，一落千丈，而生意渐渐转向内城东安市场、王府井、西长安街一带，新开饭庄也如雨后春笋。先生一九二六年三月九日记云：
午季市招饮于西安饭店，同席有语堂、湘生、幼渔。
同年五月十日记云：
午后得语堂信，招饮于大陆春，……
这便都是开在西长安街的饭庄了。其中“大陆春”就是有名的“八大春”之一。当时由西单十字路口往东到六部口，短短的不过一里来长的西长安街，就有大陆春、新陆春、春园、同春园、淮阳春、庆林春、忠信堂、五族饭店、西来顺、西黔阳、西安饭店、长安食堂十二、三家饭庄子，还不算夹在这些饭庄子中间的二荤铺、小饭馆。亦可见当时长安道上的酒家之盛了。
物价变化和社会风气影响饭馆的盛衰，这是自来就如此的。《天咫偶闻》上记载：“顺治之初，一席之费至于一金，御史已言风俗之侈，但到光绪时，一筵之费，已贵到十金。寻常客至，仓卒作主人，亦非一金上下不办，人奢物贵，两兼之矣。”这就是感叹市风越来越侈奢，东西越来越贵。
鲁迅先生在京时期，日常小饭馆便饭的价格，日记中均有记载：中餐约二角、西餐二角五。酒席的价格日记中没有记，据有关资料记载，那时一般一桌鸭翅席，即主菜有一只全鸭、一个翅羹，价格约在八元到十五元之间。如果再加酒饭及车饭钱（照例洋车包车二角，汽车司机一元），总在二十元左右。这就相当于一百份中餐便饭的价格。先生《集外集拾遗》中《一个“罪犯”的自述》一文内曾有“一千四百三十七斤（原注：中华民国六年买白面）算一算，五十二元七毛”几句，照此计算，当时面粉不过四分左右一斤。一桌普通酒席，全部开支，要等于五百斤面粉的价格；如只算菜，则也合到二百斤面粉的价格。看钱数似乎不多，按实物折合，价钱也不少了。不过鲁迅先生和朋友、同事们的日常饮宴，大部分是三、五个人小聚的次数多，这自然无须乎定整桌的酒席，而只要零点几样菜就可以，价钱也自然要便宜多了。《京尘杂录注》云：“小屋垂帘，分曹而饮，曰雅座；肥甘蔬笋，选味而尝，日小卖，酒庄、酒馆皆然。”民生凋敝，物价飞涨，市面钱紧，生意清淡，开大小饭馆的人，不得不动足脑筋，变些花样，在风雨飘摇之中，谋子母什一之利。比如便宜坊的烤鸭，最早都是卖整桌的菜，后来便卖单只的鸭子，再后来便卖零星小盘鸭肉，一直到最后零星小盘也卖不出去，或无鸭可卖的时候，那便只好一家家地相继关张了。这便是旧日北京饭馆的沧桑史。各家的衰落情况虽然不完全一样，但总的趋势则都是一致的。